陳復曾因念博士期間，因考博士資格考有關「中國文化史」的領域，有幸結識韋政通教授，後撰寫《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一書當作資格考的答題內容，獲得韋教授的高度賞識，師生從此產生深厚情誼。
參考文章：
學問不死：我心目中的韋政通教授
作者⊙ 陳復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
韋政通教授是我的恩師，他對待我有如「思想的父親」，我們有著快二十年的深厚情誼，而且有非常多來往的故事值得說，然而，我總覺得還沒有到需要和盤托出的時候，畢竟最難寫的東西，其實來自距離自己心裡最近的事情，因此，每當有人請我寫點跟韋老師的交誼，我都往往藉故推辭，現在卻因為深圳大學王立新教授想替韋老師做九十大壽，藉此出版一本文集紀念，使得我盛情難卻，終於不得不提筆為文。我跟老師相識於我在清華大學念歷史學博士的時期，當時我正準備考博士資格考有關「中華文化史」的科目，我透過水牛出版社的編輯部跟韋老師聯繫，請他擔任我的出題老師，韋老師立刻來電應允，但，老實說，剛開始韋老師並不是個很容易親近的人，他待人處事常依據自己一套很嚴格的標準，不只會用來審視自己，並且常不自覺審視別人。由於我們年齡相差有如爺孫，他豐富的人生經驗，使得其言談間常會帶著某種指導性與批判性，卻因為我天生性格不喜歡受拘束，尤其我平素最厭惡任何人拿成長的資歷來壓迫青年，這讓我們談話常不知不覺掉落到某種緊張的節奏感裡，然而，直到有一天，年輕氣盛的我，實在不願意再忍耐，直接跟韋老師表達自己不能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對話關係，毅然從他家離開，心灰意冷回到家裡，剛打開大門，立刻就接到他來電，聽到韋老師直接了當表達對我的歉意，他說他沒有留意到做出自己平素最厭惡的事情，就在剎那間，我們發現原來彼此身上流淌著相同的真性情，這使得我們從此發展出忘年的深交。
曾經有幾年，我幾乎每個月都會到韋老師家一次或兩次，兩人從上午到晚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在我準備考「中華文化史」這個科目的博士資格考前，我跟老師說我高度關注中國書院的發展，並且，我不只曾把全台從清朝到日據不同時期開設的書院都做過田野調查，甚至常到大陸各省的知名書院做田野調查，韋老師顯然很欣賞書院這種自由講學的精神，他就說：「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寫有關書院的書面報告來作為『中華文化史』的資格考呢？」我非常高興老師採取這麼自由的辦法來作為對我的考核，回到家就開始整理相關文獻，兩個月後寫完全文，直接交給他一本書，韋老師看見大喜，對我高度讚許，期勉我未來不只能研究書院，更能推廣書院的設立，最後給我極高的分數通過，這本書就是後來由洪葉出版社發行的《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隔年我與筱筠結婚，韋老師慨然應允擔任我們夫妻的婚禮證婚人，並在喜宴上跟大家特別提到這件事情，除希望我不要忘記初衷外，並期許我們將婚姻與志業結合，尤其不要害怕年輕時多吃些苦頭。韋老師自己的婚姻很特別，他當年與師母的相戀震撼到社會的禁忌，多年隱姓埋名在台南鄉間教書並撰寫《中國思想史》，甚至不惜跟自己的恩師牟宗三先生絕交（只因牟先生干預他婚姻的選擇），因此，對於他在婚禮上的這番叮嚀，我特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並且，我後來的人生，確實吃過很慘烈的苦頭。由於台灣高等教育體制逐漸開始發生嚴重的問題，大學教職正在劇烈萎縮，使得我博士畢業後，已無法如願立刻尋覓到令人滿意的教職，先是在各大學兼課，後來則來到台灣師範大學做四年的博士後研究員。韋老師對待我有如對待自己孩子般，對此深感憂慮，常常來電問這件事情，還幫我寫推薦信，卻不幸總是石沈大海，當時我真感羞愧，讓老師早已一大把年紀，還要如此丟面子，幫我去請教他甚至已經十幾年不再聯絡的學術中人，只因老師覺得我是個人才，並覺得我的人生不應該就此被埋沒，還主動跟幾位在大陸高校任教的知交或學生提到我的名字，希望這些人能幫上忙，結果其中有人不只沒有幫忙，甚至還跟自己學生去笑話我，成為這些不知人間疾苦的年輕人茶餘飯後寫微博的「奇聞異事」。當我的真實人生竟變成別人笑話的談資，從事學術工作竟然做到山窮水盡毫無出路，這對於平生素來重視榮譽的我，其挫折與痛苦，實可謂刻骨銘心都無法形容。然而，韋老師卻雲淡風清跟我說：「我這輩子在學術領域被人瞧不起的經驗可多了，更不要說國民黨讓我幾度跟大學教職絕緣，如果只因為人家說得並不是我，我就要難過，那我可早就活不下去了。英雄不怕出身低，你是誰，這些記憶都銘刻在你的心底，不在別人的嘴裡。」這類的往事多不勝數，曾在我最失意的時候，韋老師扮演著很特殊的慈父角色，不斷鼓勵我奮發圖強，我有時候獨自在燈火闌珊處回首前塵，不禁覺得當年如果沒有韋老師如此強烈的支持，我大概很難支撐過那段日子。
因此，曾經有六年半的時光，我們夫妻果真應驗韋老師的叮嚀，雖然還不至於到飢寒交迫或三餐不繼的狀態，卻不得不品嚐著各種困窘的苦頭，看盡學術的冷暖風雨，尤其曾因發生某件令我終生難忘的家庭意外事故，讓我當時真的完全明白何謂「貧賤夫妻百事哀」。韋老師曾在某年春節期間與我們夫妻的聚餐裡，笑著跟我們說：「年輕時共同吃些苦頭，往後才會珍惜這些過程，老來作伴就懂得何謂憶苦思甜。」現在想來的確如此。後來，我終於如願來到宜蘭大學任教，韋老師聽到消息，兩天後告訴我說：「我高興到這兩天都幾乎沒有什麼睡覺，腦海裡不斷的翻攪，想說你未來可做點什麼事情。」一位老師掛懷一位學生至此，我不禁淚水要奪眶而出。然而，繁忙的教學、研究甚至行政工作，讓我不再有那麼多時間回台北跟老師開懷暢談，這大概的確是老師念茲在茲的遺憾，畢竟誠如老師的孫女心怡跟我說的真心話：「在台灣，會被爺爺承認是自己學生的人，年紀大的資深學者已經往生，在目前這一輩的中年學者裡，就只剩你一人了。」韋老師一人有如此高壽，百年來的學術發展史，對後人而言或許是書本的歷史，對他而言則是真實的經驗。他不只跟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先生有過師生情誼，後來轉到自由主義思想陣營，更結識一大批各領域的學者（尤其他曾與晚年的殷海光有過數年交往），這不只擴大他學術的視野與格局，更受其思想的深刻影響，我有時不免在想：韋老師畢生研究儒家思想，做人處事其實有情有義，卻對於儒家這頂帽子有著強烈反感；個人曾經在台灣深受國民黨的迫害，卻對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高度讚賞，更不消說他完全明白共產黨這五年來正在積極倡導儒家思想，如果這些矛盾的現象都能並存於韋老師作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身上，大概只有在心理潛意識層面，能獲得比較深刻的解釋。
韋老師是位知名哲學家，尤其是一流的思想史專家，然而，他對我個人最重要的意義，卻不是「作為學者的韋政通」，而是「作為老師的韋政通」，他有如探照燈般照亮著我，對於我個人的生命意義遠大於學術意義，由於我們有非常多真實的交往經驗，因此，「我認識的韋政通」可能比其他有關韋政通的傳記作者更有些第一手的內容可說，然而，最真實的感覺卻往往最具有私密性，在言說與不說間，我終究都得要面對著最真實的自己。這兩年來，我展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奮鬥歷程，尤其我與台灣大學心理系黃光國教授從事激烈卻不失情誼的辯論，提出「黃光國難題」來指出當前學術正面臨一大難題：如何使用天人對立的語言來詮釋本質具有天人合一特徵的中華文化，藉此終結學術殖民，開創自主學術，最終喚醒華人社會的心靈復興，並與夏允中教授、張蘭石教授與王智弘教授在台灣南北各大學常舉辦各種跨領域社群研討會，大家藉由對話來視域共融，積極倡導學術典範的轉型工程，這些學術的新發展都已不是本來的文史哲領域可涵蓋，我個人並開始主張與倡導「心學心理學」（nouslogical psychology），意即將傳統心學的內容，有效轉化到本土心理學領域，使得其成熟發展出「修養心理學」（cultivating psychology），並具體應用到心理諮詢，發展出認識自性的「智慧諮詢」（wisdom consultation）。這些將傳統賦予新意的學術工作，韋老師都看在眼裡，他曾經很敏銳指出：「你跟黃光國辯論的過程，使得你獲得前所未有的學術突破，你簡直是在念第二個博士。」如果不是韋老師作為老行家，一輩子保持著對學術的敏銳觀察，斷然說不出對我如此深刻的評論。
我曾經懷著對韋老師的感念，徵得老師本人同意，並獲得當時本校趙涵捷校長的授權認可，致贈不只在學術領域有傑出表現，且被韋老師承認的弟子共計九人「政通學者」的榮譽，希望大家永遠都能記得師恩，並實踐其精神。「政通學者」到底意謂著什麼呢？我想，韋老師畢生討厭說廢話與做虛事，他最在意如何在天地間大做一個自由人，尤其能在學術層面展開自由探討，謀畫學問的持續突破，這是他最關注的課題，既然如此，每個有幸獲頒「政通學者」這一榮譽的人，都應該繼承這種精神，鼓勵青年大膽思考與認真學習，不再恪守慣性的格套，阻撓學術的創新發展。這些年來，我常不斷在清晨醒來，審問自己：「有幸躋身於士林，我是否還記得刻骨銘心的挫折與痛苦，有沒有謙卑待人處事，能否避免自己對人擺出平生最厭惡的過來人嘴臉，歸根究底，我到底是否還記得當年發願投身於學問的初衷呢？」如果我對此有絲毫失察，我會深感汗顏。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梅春雷董事長曾通過王立新教授相贈雕工精細的韋老師銅像一座給我，我放在自己新竹家中，常伴生活於左右，記得我曾說：「有幸獲得這尊銅像，著實是個極其沈重的責任與承擔。希望這尊銅像未來有朝一日，能轉贈本人相信某間將能開創嶄新格局與氣象的書院，讓恩師韋教授繼續在那裡講學，象徵常駐其間，替中華文化的繼往開來，張開雙眼，並點一盞燈。」我一直熱烈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韋政通教授是我思想的父親，他對我最深的啟發，就是我有責任持續守護每個熱愛學問的青年，讓大家不只知道「智慧不老」，並相信「學問不死」，在這個充滿暗黑且寂寥的深夜裡。
校長的話
